書籍簡介

社會心理學是探討人性最深入的學科。這本書展示了28個有趣的社會心理學實驗，如米爾格拉姆的服從權威實驗、阿希的從眾實驗。這些實驗大大提升了我們對人類社會心理和行為的理解。每一章不僅側重於某一項研究的具體內容和研究意義，還引用了相關研究和生活實例。所有章節相互獨立，讀者可以按任意順序閱讀，無需擔心會失去閱讀的連貫性。

28項有趣的研究，旨在揭示人類的社會心理和行為。其中大部分研究是實驗室研究，涉及的主題包括服從群體規範、肆無忌憚的暴行、應對死亡預期、謠言的作用以及內省的缺點。這些研究有助於人們理解許多社會現象。如果沒有這些研究，這些現象會一直令人困惑，例如：為什麼有人會對不正當群體表現出絕對的忠誠、無意識偏見是如何產生的、緊急情況下人們為何會袖手旁觀、社會排斥會導致多麼悲慘的結果，以及愛的本質究竟是什麼。我們之所以選擇這些研究，是因為它們或是提出了具有理論意義的問題，或是解決了具有實踐價值的問題，而且設計巧妙、實施過程嚴謹。

需要注意的是，這本書不是入門讀物，也不是對實驗過程的照本宣科。我們不會照搬任何期刊上的文章；相反，每章都提供了關於特定研究的詳細說明及相關評論。

1.　迎合：服從群體規範

實驗設計

在阿希（Solomon Asch，1955）的研究中，被試為七名大學生，他們圍坐在一張桌子旁。研究者向他們展示了一系列大的白色卡片。在一張卡片上有一條豎直的黑線（標準線），在另一張卡片上有三條長度不同的豎直黑線（比較線）。其中一條比較線的長度與標準線完全相同，而另外兩條線的長度則與標準線不同。被試需要依次報告這三條線（編號為a、b或c）中的哪一條與標準線的長度相同。這一實驗過程重複了18個以上的試次，每次所使用的標準線和比較線的長度組合都不同。問題很簡單：被試選擇正確比較線的概率有多高？

實驗過程

在正常情況下，超過99%的情況下人們都能選出正確答案，因為答案實在是過於明顯了。然而，本實驗的情境有些特殊：小組中只有一名成員是真正的被試！這位孤獨的被試沒有意識到其他小組成員都是預先安排好的“假”被試——那些假被試事先接受了培訓，並在預先安排好的特定試次中一致給出錯誤的答案。

包括這名真被試在內的小組所有成員在第一個試次中都選擇了正確的比較線，第二個試次的結果與第一個試次相同。然而，在第三個試次中，前五名假被試（真被試有充分的理由相信這些人和他一樣也是參與研究的被試）每個人都不約而同且自信滿滿地說出了錯誤的答案。真被試感到驚訝並有些不安，最終他也和另外五名假被試給出了一樣的錯誤答案。接下來，在後續15個試次中的10個關鍵試次裡，其他成員（假被試們）再次全都一致地給出了錯誤答案。阿希採用相同的實驗程序，讓每組裡的每位真被試（每組只有一名真被試）都經歷這樣的情境。

實驗結論

阿希的研究結果令人驚訝。他發現，即使每個試次的正確答案都非常明顯，被試仍常常選擇與多數人保持一致。在多數成員給出錯誤答案的關鍵試次中，被試有三分之一的時間（精確地說是37%）附和了多數人的錯誤結論。誰能想到竟會平白無故地出現這麼多從眾的現象呢？為什麼被試經常不願說出那個明擺著的正確答案呢？

值得注意的是，不同被試的從眾程度存在差異。一方面，大約25%的被試（可稱為“我行我素者”）在整個實驗中從未附和過多數人的錯誤觀點；另一方面，有一小部分被試（可稱為“膽小鬼”）幾乎完全站在多數人一邊（有8%的被試在12個關鍵試次中至少10次都選擇跟從多數）。大多數被試的表現介於這兩個極端之間。

那麼群體的規模是否產生影響呢？結果證明，群體規模確實很重要：只有一名他人時，幾乎不會出現從眾現象；當群體規模增加到四、五人時，從眾現象顯著增強，但人數進一步增加時，影響反而不那麼大了。

實驗啟示

無處不在且不可抗拒的規範支配著我們的社會生活，而群體在其中施加了巨大的規範性影響。只有極少數勇敢的靈魂能夠抗拒這種力量。

2.　認知衝突：行為如何改變態度

實驗設計

費斯汀格（Leon Festinger）和卡爾·史密斯（J. Merrill Carlsmith，1959）招募了71名斯坦福大學心理學專業的男性學生作為被試，讓他們執行兩項枯燥的任務。在開始任務之前，被試被告知他們正在參與一項有關「績效評估」的研究。

在前半個小時裡，被試需要反覆地將線軸放入托盤直到裝滿，再用一隻手將托盤清空，如此周而復始地操作。接下來的半小時也同樣乏味：被試面前有一塊木板，上面等間距插著48個方頭小木釘。被試要按順時針方向逐個旋轉每一顆小木釘，每顆轉四分之一圈。為了增強單調感，實驗者沒有給出任何明確的績效目標，只是讓他們按照自己的節奏工作。一名拿著秒表的實驗者坐在一旁記錄。

當被試終於轉完最後一顆釘子的時候，他們理所當然地鬆了一口氣；然而其實真正的實驗才剛剛開始。實驗者並不關心被試擺弄線軸或木釘的能力，他的目的是讓被試對這項研究產生負面的態度。換言之，在真實的研究操作開始時，我們要確保被試對剛才參與的任務感到乏味透頂——這一點實驗者已經成功做到了。接下來實驗者真正感興趣的是：透過實驗處理，被試對這項研究的態度會發生什麼改變。

為了掩蓋真正的研究目的並強化被試心中的「研究設定」，實驗者假裝重新開始計時，隨後詢問被試是否猜到了實驗的真正意圖。然後他向被試解釋說，這項研究的目的是「積極期望如何影響精細動作的協調」（這其實是為了掩人耳目的虛假說辭）。實驗者接著告訴被試，他被分配到了無期望條件，在這種條件下，被試在參與實驗前沒有得到任何關於研究的資訊。實驗者又提到，其實還有另一種積極期望條件，即讓被試在參與實驗前被（虛假地）告知這項研究「很有趣，而且令人愉快」；而這種期望通常是由一名剛做完實驗的學生告知的。實驗者解釋說，之所以需要由一名偽裝成普通學生的實驗助手去傳遞這種信息，是因為相比教授的保證，被試更願意相信「同學」的說法。（當然，以上關於研究目的和條件的描述全是虛構的——真正的研究與所謂「期望」毫無關係，也沒有什麼偽裝的學生。這番精心編造的說辭只是為了使接下來的實驗安排聽起來更合理。）

此時，一直表現得自信流暢的實驗者突然顯得有些躊躇不安。他難為情地表示自己遇到了一個麻煩：原本負責給下一位被試（將被分配到積極期望條件）進行「指導」的另一名實驗員沒來，而現在下一位被試已經在等候開始實驗了。實驗者小心翼翼地請求當前的被試幫個忙：是否願意暫時充當一下那位缺席的實驗員，幫忙向下一位被試進行「指導」，並在未來如果再遇到這種情況時也願意伸出援手？

如果被試表現出任何不情願，實驗者就保證說這不會花很長時間，而且以後需要他幫忙的情況也不會經常發生。在這樣的保證下，所有被試都同意幫忙。實驗者解釋了他們的任務：和另一位被試進行隨意的交談，告訴對方這項研究「非常有趣，而且令人愉快」。實驗者給被試一張紙條，上面詳細說明了待會兒要說些什麼。隨後，實驗者把被試帶到辦公室，此時另一名「被試」——其實是實驗者的助手——正在那裡等候。

接下來真正的戲碼開始了：「另一名被試」其實是一位預先安排的假被試（實驗助手），在隨後的對話中她會按照計劃好的腳本作出反應。她讓真正的被試先開口。當真被試談到研究主題並開始稱讚這項研究時，她裝作吃驚地表示憤慨，聲稱她有個朋友先前參加過這項研究，發現實驗非常無聊，還建議她如果可以就退出研究。面對這樣的質問，真被試需要再次強調自己的說辭，重申這項研究是多麼引人入勝、令人愉快，參與者肯定會樂在其中。為了確認對話按照計劃進行，實驗者錄了音。

由於本研究的流程環環相扣、曲折多變，我們不妨再梳理一下：被試剛剛經歷了一項極其單調乏味的實驗，對這個研究心生厭煩；然而現在，他卻自願去誤導另一名同齡的被試，讓對方相信這個研究「很有趣，很令人愉快」。很明顯，被試心中真實的想法（「我覺得這實驗很無聊」）和他公開表達出的言行（「我告訴別人這實驗很有趣」）之間是相矛盾的。簡而言之，認知失調出現了，被試會感受到一種內在的不愉快的緊張感。費斯汀格和卡爾·史密斯推測，被試會試圖通過讓衝突的認知恢復和諧來緩解這種緊張，而其中一種辦法就是讓他們對這項研究的態度變得更喜愛一些。

在實驗情境中成功引發認知失調已經殊為不易，但費斯汀格和卡爾·史密斯還希望進一步檢驗：通過操縱誘因的大小，是否可以阻止認知失調的發生？

他們的預測是：一個強有力的外部誘因會減少乃至消除認知失調，因為它會使被試產生另一個與自己欺騙行為相協調的認知想法，即「我這麼做是因為我得到了豐厚的報酬」。強誘因等於給了被試一個充分的理由來誤導同伴。

因此，實驗者將被試隨機分成兩組：一組在幫忙欺騙他人時每人得到20美元的實驗報酬，而另一組每人只有1美元報酬（若以20世紀50年代的幣值來看，20美元相當可觀，即便對斯坦福的富裕學生而言也是一筆不小的錢）。另外還有第三組被試作為控制組：他們同樣忍受了單調無聊的任務，但不需要對他人說謊。控制組的結果將作為基線，用來與另外兩組進行比較。

實驗處理結束後，實驗者需要測量被試最終對這項研究的態度，然而這頗具挑戰——如何確定被試的報告反映了他們真正的感受，而不是他們認為應該表達的想法呢？試想，如果你參加了一個無聊的實驗，然後不得不告訴下個被試這個實驗很有趣。也許為了避免難堪，或者出於對獲得實驗報酬的感激，你可能會告訴實驗者自己也覺得實驗挺有趣的。為了避免這種可能性，真正的實驗者並未親自測量被試對研究的態度；相反，他假託將此任務交給了一名未參與此前實驗程序的助手。此外，實驗者還「隨口」提到，大廳裡有一些心理學專業的學生正在做調查，目的是評估如何提升心理學系研究的品質，如果被試有任何意見或抱怨，這是一個儘管發聲的好機會。

實驗者把被試帶到助手的辦公室。在路上，他特意告訴被試：「整體而言，這項研究的反響還不錯。」這麼說是為了幫助被試說服自己相信這項研究確實令人愉快——如果認知失調已經在他們心中發揮作用的話。在實驗者向他們道別後，那位助手（假扮成調查的學生）開始對被試進行訪談。她詢問了幾個問題，比如被試是否覺得這項研究有趣，是否從中學到了很多，是否認為這項研究在科學上很重要，以及是否期待再次參與類似的研究等等。被試對上述問題逐一進行-5（完全不）到+5（非常）不等的評分。

最後，實驗才真正結束。在調查問卷完成後，被試會被問及是否懷疑實驗的真實目的。基於這個問題的回答，有5名被試的數據因產生懷疑而被剔除；另外有6名被試因沒有遵守實驗指導而被剔除。最終有效的被試數據共60人，每組各20人。

實驗過程

（實驗設計部分已包含本研究過程的詳細描述。）

實驗結論

結果如費斯汀格等人預期：只獲得1美元報酬的被試在向他人傳遞了與自己態度相反的訊息後，對這項研究表現出比控制組（未說謊組）明顯更加積極的態度。似乎是為了降低認知失調，拿1美元的被試改變了自己的態度，使之與他們公然表達的言行更加一致。相比之下，拿到20美元報酬的被試雖然也做了同樣的事，但並沒有表現出類似的態度轉變——高額的誘因顯然事先抑制或抵消了認知失調。總之，兩位研究者最初的主要預測都得到了清晰的證實（如圖2-1所示）。

同樣的結果模式也出現在被試對「是否願意再次參與類似實驗」的評估上，儘管差異沒有那麼顯著。考慮到設置認知失調處理的目的主要是為了改變態度而非行為，這並不奇怪。而在另外兩項關於研究教育價值和科學重要性的評估中，三組條件下的結果差異不大。這也在意料之中，因為這些測量所涉及的態度與被試的行為並無直接關聯，因此這些態度的改變不足以減輕由行為引起的認知失調。

實驗啟示

如果你想改變某人的觀點，巧妙地誘導他以相反的方式行事是一種行之有效的策略。這種策略之所以有效，是因為人們容易合理化那些自己原本難以接受的行為——他們會感覺有責任調整自己的態度以配合自己的行為。

3.　火的洗禮：困苦成就喜好

實驗設計

（背景略）亞倫森（Elliot Aronson）和米爾斯（Judson Mills，1959）設計了一個優雅的實驗，探討人們為了加入一個團體所經受的考驗對他們喜愛該團體程度的影響。實驗聚焦於大學生對加入一個討論小組的看法，該小組每週聚會討論「兩性心理」話題。被試都是對該話題感興趣的女性大學生。

研究者將參與者隨機分成三組，分別經歷不同程度的入會「考驗」。一組是嚴酷考驗：要求被試在其他人面前大聲朗讀一系列極其露骨、帶有明顯性暗示的詞彙，場面羞恥難堪；另一組是輕微考驗：被試只需朗讀一些稍有性含義但不至於太令人難堪的詞語；最後一組是無考驗：不需要經歷任何特殊的入會程序。

隨後，所有被試正式「加入」討論小組，但其實該小組的首次討論是預先錄製好的音頻。所有被試聽到的都是相同的討論內容。值得注意的是，討論內容設計得相當無趣且枯燥：討論的成員們（實為事先錄音）對兩性話題的談論平淡無奇、結論模糊，而且整體氣氛尷尬冷場。可以想見，任何一個客觀旁觀者都會認為這是一個非常沒意思的小組討論。

實驗過程

在聆聽完討論錄音後，每位被試都被要求對討論小組進行評價。重點在於：她們到底有多喜歡這個小組？她們覺得這個團體有多吸引人、多有趣？

實驗結論

結果顯示：之前經歷了嚴酷的入會考驗的女性被試，對討論小組的評價明顯高於其他兩組。與此相對，經歷輕微考驗或無考驗的被試，普遍認為這個討論小組索然無味、了無新意。嚴苛的考驗似乎讓那些女性對加入的小組產生了更高的認可和喜愛，即使就客觀而言，小組本身並無值得喜愛之處。

實驗啟示

當人們自願經受不愉快的磨難來成就某件事時，他們往往會更加看重這件事。這有助於解釋為什麼即使加入某團體需要付出相當大的入會犧牲而回報無幾，人們仍然會成為該團體忠實的一員。

4.　服從命令：令人震驚的服從權威實驗

實驗設計

斯坦利·米爾格拉姆（Stanley Milgram，1963）深受一起震驚世界的歷史事件啟發。他想到了一個獨特的方法來測量人們對權威的服從程度：讓被試扮演「教師」，對答錯問題的「學生」施以電擊懲罰，而且隨著錯誤累積電擊強度不斷增加，直至接近人類生理極限。

在基本的實驗中，米爾格拉姆通過當地報紙廣告招募了40名男性成年人作為被試，年齡在20至50歲之間，來自各行各業。實驗在耶魯大學的實驗室內進行。當每名被試抵達後，很快又來了一位47歲衣著得體的男子——他其實是米爾格拉姆的助手，假扮成另一名被試。負責主持實驗的是一位31歲穿著灰色外套的男子（也是實驗助手假扮）。

在正式開始前，主持人向真正的被試和那名假被試講了一個虛構的實驗背景故事：研究懲罰對學習的影響。他聲稱過去從未有人用人類做這方面的實驗，所以不清楚懲罰在多大程度上有助於學習，也不清楚施加懲罰者的身份會否產生影響——例如年長者給年輕人懲罰和年輕人給年長者懲罰，效果是否不同等等。因此，在這項研究中，他們會讓不同年齡和職業的人參與，一部分扮演教師，一部分扮演學生，以探討不同類型的人在擔任教師或學生時會產生什麼影響，以及懲罰對學習會產生什麼作用。

隨後主持人表示需要抽籤決定誰當教師、誰當學生，但抽籤其實做了手腳：真正的被試總是被安排擔任「教師」，而假被試則扮演「學生」。接著，兩人被帶到相鄰的房間：「學生」被請坐在房間裡的一把椅子上，並將他的手臂固定住。主持人一邊將電擊電極綁在「學生」的手腕上，一邊解釋說這是為了防止實驗中出現不必要的移動，以及防止「學生」試圖逃跑。此外，主持人還在電極上塗抹了電極膏以避免「皮膚起泡或灼傷」。當假被試（「學生」）主動問到電擊會不會很痛苦時，主持人冷淡地回答說：「雖然電擊會讓人很痛，但不會留下長久的傷害。」

隨後，主持人向「教師」（真被試）和「學生」交代各自的任務：「教師」需要通過麥克風向「學生」讀出一系列配對的單詞（例如「藍-天」或「野-鴨」）。接著「教師」只唸出前一個詞（例如「藍」），並說出四個可能的配對詞（例如「墨水、天空、盒子、燈」），「學生」要按下按鍵選出正確的配對詞（例如按下對應「天空」的按鈕）。每當「學生」按鍵作答時，「教師」面前的答案指示板上會亮起對應的選項。

在「教師」面前還擺放著一台電擊裝置，面板上有30個開關，標示著遞增的電壓值。最左邊的開關標明15伏，往右依次遞增，每個開關增加15伏，一直到最右邊的450伏。除了數字，開關區域還每三個一組標有等級標籤：從最左邊開始依次是「輕度電擊」「中度電擊」「強烈電擊」「非常強烈電擊」「極強電擊」「危險：嚴重電擊」，而最後兩個開關 ominously 標著「XXX」。主持人告訴「教師」，每當「學生」答錯時，就需要對其進行電擊懲罰，並且每答錯一次就將電壓提高一個檔次，從15伏開始遞增。

為了讓被試相信電擊是真實的，主持人在所有被試身上都示範了一次電擊：將電極附在被試手腕上，按下第三個開關（45伏），讓被試實實在在挨了一下電。大多數被試明顯感覺到了疼痛（人們往往會高估自己所受電擊的強度）。隨後，實驗正式開始。「教師」按照指示唸單詞，「學生」按鍵回答。

實際上，「學生」的反應是預先安排好的：在所有題目中只有1/4給出正確答案，其餘全部答錯。每當「學生」答錯時，「教師」就必須執行實驗要求，給他電擊並將強度調高一級。當電擊逐漸升高時，「學生」開始表現出痛苦：在接受到300伏電擊時，他會用力捶牆以示抗議（這時真被試往往會困惑或驚慌地詢問主持人該怎麼辦，但主持人沒有理會，要求「教師」按規則繼續進行）。當「學生」接到315伏電擊時，又一次捶牆示意。從那之後，「學生」徹底安靜下來，一直不再有任何響應——彷彿昏厥過去或者死去了一般。

通常這時「教師」（真正的被試）會本能地質疑是否應該繼續。但每當「教師」提出要停下或確認「學生」狀況，主持人就用預先設定好的指令勸說他：「請繼續」「實驗需要您繼續」「您必須繼續下去，沒有其他選擇」。如果「教師」擔心「學生」的安全，主持人就保證：「電擊雖然痛苦，但不會對身體造成永久傷害，請繼續。」若「教師」表示想退出，主持人則堅決回絕：「不管學生願不願意，你都必須堅持到底，直到他把所有單詞對答如流，所以請繼續。」

米爾格拉姆在實驗中收集了多種觀察數據：透過單向玻璃拍攝被試的行為，主持人或其他觀察者記錄被試的種種反應、量度從「學生」回答到「教師」按電擊開關的時間等等。然而，最主要的因變量是每位被試在拒絕繼續之前施加的最大電擊強度。實驗的核心目的就是觀察被試對實驗主持人（權威人物）的服從程度。

實驗結束後，每位被試都接受了詳細的事後講解（debriefing）：主持人向他們揭示了真正的研究目的、說明了所謂「學生」其實是實驗助手，並保證在實驗過程中沒有任何人真正受到電擊傷害。直到這時，許多「教師」才如釋重負，震驚地意識到自己剛才的所作所為。

實驗過程

（實驗設計部分已包含主要實驗過程。）

實驗結論

想像一下，如果你認識100個不同背景和性格的人，讓他們來參加這個實驗——你覺得會有多少人願意一直電擊到最高的450伏？米爾格拉姆在實驗前曾請幾位同事和一群耶魯大學的心理學學生預測結果。幾乎所有人都認為：很少有人會服從到「極強電擊」的等級，而幾乎沒有人會一直按到最高的「XXX」450伏（預測值約為0%～3%）。一所醫學院的精神科醫生也作了類似預測，認為只有極少數極端殘忍、嗜虐成性的人才會施加最高強度電擊。當問及如果是他們自己參試會怎麼做時，絕大多數人都堅稱自己絕不可能那樣電擊他人。

然而，米爾格拉姆（1963）的實驗真實結果卻令人震驚。在「學生」捶牆之前，40名被試沒有一人中途停下電擊；當電壓到達300伏時，有5人表示拒絕繼續；「學生」在315伏再度捶牆後，又有4人停止；隨後在330伏時再有2人停下。在345伏、360伏和375伏各有1人終止實驗。而其餘26名被試（65%）一直嚴格執行指令，施加了390伏、405伏、420伏、435伏，直至450伏的最大電擊！換言之，三分之二的普通人對一名記不住單詞的陌生人施加了極端且可能致命的懲罰。「大多數被試表現得焦慮不安、極不情願且充滿懊悔，但仍有少數人始終非常冷靜，幾乎沒有顯露緊張跡象。」（Milgram，1974）

米爾格拉姆後來進行了一系列後續實驗（1965），結果同樣發人深省。在最初的試驗中發現令人震驚的基礎服從率後，他試圖找出影響服從的因素。他推測研究機構的聲望也許是原因之一，於是將實驗地點從耶魯大學的實驗室搬到康乃狄克州一棟破舊的商業樓裡。然而，拒絕者只略有增加——仍有超過一半的被試服從殘酷的命令。米爾格拉姆還想知道物理距離的影響：於是在一項變式中，主持人不在被試身邊，而是通過電話下達指示。結果只有16%的被試完全服從（還有一些人在電話裡假裝繼續但偷偷把電壓調低）。在另一項變式中，「學生」與「教師」被安排在同一房間，彼此相距僅1.5英尺（約45公分），除了聽覺線索，又增加了視覺線索。這種情況下，完全服從率降至40%（相比基本條件的65%，有所降低但仍高於直覺預期）。甚至當主持人命令「教師」按住不情願的「學生」的手強行接觸電擊板時，仍有30%的被試服從！

米爾格拉姆也測試了同伴的影響。在一個變式中，安排3名「教師」一起執行任務，其中兩名是實驗助手扮演的同夥。當兩名「教師」都順從主持人要求繼續電擊時，真被試也傾向於依樣畫葫蘆（有高達72%的人施加了極端電擊）。然而，當另外兩名「教師」在150伏和210伏時相繼提出反對並退出時，真正的被試變得更有勇氣，完全服從率降至10%（更多細節見第1章）。有趣的是，在另一個變式中，如果允許被試自主選擇每次懲罰的電擊強度，只有2.5%的人使用了450伏；但是，如果在他身邊站著一個完全不加阻止、縱容施暴的「同夥」，服從比例竟上升到93%。這解釋了為何二戰期間當納粹實施種族大屠殺時，普通民眾的袖手旁觀會助長惡行。當然，還有一種情境顯著降低了服從率：如果受電擊的是被試自己的親友，只有15%的人施加450伏電擊（這或許只是說明：納粹分子不那麼容易服從去傷害其他納粹分子而已）。

最後，米爾格拉姆發現人格特質和人口統計變量對服從的影響極小。在本實驗情境下，道德感和勇氣幾乎無用武之地。高權威傾向（崇尚權威、對弱者缺乏同情）的被試服從程度比低權威傾向者略高；羅馬天主教徒的服從率比新教徒或猶太人略高；受教育程度和收入較低的人服從率比高學歷高收入者略高。但總的來說，無論男女，參與米爾格拉姆實驗的大多數人的個性和背景都無法預測他們在此情境下的行為——只因有一位堅持要求他們繼續的權威人物站在旁邊。

實驗啟示

米爾格拉姆（1963）的研究結果震撼了學術界和整個世界。人們開始意識到：像你我這樣的普通人，在冷漠固執的權威人物的怂恿下，也可能做出慘絕人寰的行為。用米爾格拉姆的話說：「只要是權威人士下達的命令，不管內容多麼不人道，大多數人都會服從。」道德信念對絕對的服從幾乎不起作用——這不禁讓我們每個人扪心自問：自己是否也會成為下一个艾希曼、下一個屠殺村民的凶手、下一個集體自殺的追隨者？

我們往往認為自己有自由意志，不會輕易受情境壓力左右，但事實並非如此。米爾格拉姆的研究揭示了情境對行為的巨大影響。很少有人願意承認，正如小說家小庫爾特·馮內古特筆下所諷刺的：「如果我出生在納粹德國，我也可能成為一名納粹，到處毆打猶太人、吉普賽人和波蘭人，還一邊踩著雪地靴一邊自認內心善良。」

需要指出的是，雖然米爾格拉姆發現了情境對服從的強大影響，但他並未深入剖析背後的心理機制。被要求繼續電擊的被試顯然非常痛苦，但他們為什麼還是服從？對此，後來的研究者提出了多種解釋。

有觀點認為，被試表面雖冷酷無情甚至露出不安的笑，但實際上他們承受著巨大的內心壓力與痛苦——他們顯然是關心「學生」的（即使這種關心帶有自私動機，參見第18章）。那些指責被試冷血的人犯了基本歸因錯誤——高估了人格因素對行為的影響，而低估了情境的決定作用（Ross & Nisbett，2011；見第10章）。

也有觀點用社會規範來解釋這個結果。所謂規範，是指社會對我們如何行事的期望（見第1章）。例如，「服從規範」要求人們服從合法權威；而「社會責任規範」要求人們幫助身處困境者。這兩種規範通常適用於不同情境，比如行人會服從警察的命令（服從規範），遇到迷路孩童會伸出援手（社會責任規範）。在米爾格拉姆的實驗中，被試同時面臨兩種衝突的規範：一方面，他不想因違抗權威而受指責；另一方面，他也不想因傷害無辜而良心不安。不幸的是，嚴苛的實驗環境和主持人不容置疑的口吻（「你別無選擇，只能繼續」）使人更傾向於盲目服從。如果情境沒那麼強硬，主持人語氣委婉一些，比如提醒「小心不要傷到學生」，結果也許會截然不同（Haslam, Loughnan, & Perry, 2014）。可惜在現實生活中，人們往往盲目遵從服從規範，而忽視社會責任，從而導致令人遺憾的後果。

還有觀點用「層層加碼」效應（foot-in-the-door，又稱「登門檻」現象）來解釋米爾格拉姆的發現。如果一開始要求很小而後面逐漸升級，人們就更難拒絕後續更大的要求。在本實驗中，被試起初執行看似溫和合理的操作——15伏電擊不算什麼，而且電擊的目的是提高學習，很有科學價值。被試未料到「學生」會那麼快累積這麼多錯誤，以致電壓飛速攀升到危險程度。此外，如果被試已經服從施加了45伏電擊，他就沒有理由拒絕60伏；同樣地，如果他已經執行了390伏，那他也很難在405伏時突然抽身不干。如果電壓每次遞增100伏而不是15伏，也許被試早就拒絕了。正是主持人循序漸進的要求讓被試難以抗拒——一步步下來，被試漸漸失去自我省察的空間（Gilbert，1981），以至於沒意識到自己最初無傷大雅的行為已經演變成荒唐殘忍的舉動。正如現實生活中，有時天真無邪的人會一步步變成惡魔。

或許米爾格拉姆實驗中的被試之所以對「學生」施加致命電擊，僅僅是因為他們想服從主持人的要求。實際上，米爾格拉姆（1974）認為，被試在實驗中進入了一種「代理狀態」（agentic state），也就是將自己視為主持人的代理人或整個情境下無情執行命令的工具。因此他們只專注於執行任務本身，而不對任務進行更高層次的思考（Vallacher & Wegner，1987）。當被試問及如果出事誰負責時，主持人明確表示「由我承擔責任」，這進一步減輕了被試對自身行為的責任感。

也許上述各種解釋都還不能完全令人信服，但有一點毋庸置疑：在米爾格拉姆的實驗中，情境（主持人的要求、任務的性質、實驗室的氛圍）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被試的行為。最重要的是，米爾格拉姆實驗中的關鍵特徵在日常生活中的許多情境裡都有相似之處。

實驗啟示

情境會使人們心甘情願地服從權威人物，甚至犯下十惡不赦的罪行。

5.　「誰，我？」：緊急情況下，旁觀者為何僅僅旁觀

實驗設計

達利（John Darley）和拉塔內（Bibb Latané，1968）受一起真實事件啟發：1964年紐約市一名女子基蒂·吉諾維斯在家門外被刺殺，據稱有38名鄰居目擊或聽到了襲擊卻無一干預或報警。為了研究「旁觀者干預」行為，他們在哥倫比亞大學安排了一個情境：招募學生來參與一項討論個人適應問題的研究，每個參與者分開坐在小房間內，用對講設備與他人交流。其實談話是預先錄音播放的，但被試以為自己在和數名學生（實則錄音）輪流發言討論。

被試被隨機分為三種情況，討論小組人數不同：兩人小組（被試＋一名對話者）、三人小組、或六人小組。在討論進行中，其中一名「學生」開始出現緊急狀況——他聲稱自己有癲癇病史，隨後語無倫次、呼吸急促，似乎發作倒地，需要立即救助。這一劇本在所有條件中一模一樣。

關鍵在於：被試聽到同伴突發癲癇時會不會挺身而出尋求幫助？如果有其他旁觀者（討論中的第三人或第五人）存在，情況又會如何？

實驗過程

討論由被試輪流發言進行，在假想的輪次中，一名「學生」開始出現上述癲癇症狀的求救場面。然後觀察被試在一定時間內是否會離開房間去通知實驗員、幫助那名學生。如果過了一定時間被試沒有行動，實驗即告結束。

實驗結論

結果顯示，旁觀者的人數對個體是否出手相助有顯著影響。在兩人小組情況（只有被試一人聽到求救）的受試者中，有85%在幾分鐘內離開房間尋求幫助。而在三人小組中，這一比例降至62%。在六人小組（被試相信還有四人在場）的條件下，只有31%的被試迅速採取了行動！而且群體越大，被試求助的平均延遲時間也越長。這清楚地證實了旁觀者效應：旁觀者越多，每個人介入救助的可能性就越小。

實驗啟示

在緊急情況下，旁觀者越多，每個人站出援手的可能性就越小。這是因為人們往往會相互觀望而不確定是否真有危險發生，或者認為自己不必對阻止悲劇負全責（責任分散）。

6.　蟑螂與人：表現的社會提升與抑制

實驗設計

澤榮茲（Robert Zajonc，1969）巧妙地設計了一系列實驗，用一種出人意料的被試——蟑螂，來檢驗他關於他人在場對表現影響的理論。他提出：他人的存在會提高個體在簡單任務上的表現，但會妨礙個體在複雜任務上的表現。

在基礎實驗中，一隻蟑螂被放入一個直線跑道的起點，末端有光源刺激。蟑螂天生畏光，會本能地朝另一端黑暗處跑去。對於蟑螂而言，沿直線跑向黑暗是非常簡單的任務。測量指標是蟑螂跑到終點所需的時間。實驗操縱是是否有同類旁觀：在有些試次中，另外幾隻蟑螂被安置在透明圍觀區「旁觀」跑道上的蟑螂奔跑；在另一些試次中，蟑螂獨自跑道。

隨後，研究者使用了複雜一些的迷宮跑道：蟑螂需要轉彎才能抵達黑暗目標地（對蟑螂而言，這算是一個較困難的任務）。同樣地，有的時候有「觀眾」蟑螂在場，有的時候沒有。

實驗過程

在不同條件下，多次測量蟑螂跑完全程的速度，然後比較牠們在有無旁觀者下於簡單和困難迷宮中的表現差異。

實驗結論

結果完全符合預期：在簡單直線跑道中，有「觀眾」的蟑螂跑得比無觀眾時更快；而在複雜迷宮中，情況正好相反，有觀眾在場時蟑螂反而跑得更慢，沒有觀眾時速度較快。這支持了社會促進/抑制效應的理論：他人在場提升對容易任務的表現，干擾困難任務的表現。

實驗啟示

僅僅是他人在場就足以促進個體在簡單任務上的表現，並妨礙個體在複雜任務上的表現。即使沒有任何額外的交流或認知因素介入，這種現象依然會發生。

7.　我們和他們：基於細小社會類別的歧視

實驗設計

塔夫納夫（Henri Tajfel，1971）等人開創了最小群體範式的實驗方法。他們試圖證明：哪怕以極其隨意和微不足道的標準將人劃分成「群體」，人們也會對自己所在群體（內群體）表現出偏愛，對其他群體（外群體）表現出歧視。

研究中，英國學校的男生們被召集參與所謂「視覺判斷測試」。實際上，他們被隨機分成兩組，但被告知分組原因是他們對一些抽象畫作的偏好不同（一種虛構的分類依據）。這種分組與現實利益無關，也沒有組間互動機會——堪稱「最小」的群體區分。

接著，每位男生被要求以匿名方式對同組和異組的成員進行積分分配。他們只知道自己和對方屬於哪一組，其他一無所知。他們需要在一些給定的分配選項中做選擇，例如不同方案會給內群體和外群體成員分別分配多少點數。

實驗過程

實驗者設計了多種積分分配方案，讓參與者在偏好內群體最大收益、最大團體總收益或最大群體差距（內群體優於外群體）之間做選擇。藉此觀察他們更傾向於哪種資源分配模式。

實驗結論

儘管這些群體分類完全是隨機和無意義的，男生們仍然表現出明顯的內群體偏愛。他們在分配積分時，往往選擇令自己群體成員得分更高而他組成員得分更低的方案，即使這意味著放棄讓所有人得分更高的方案。他們寧可犧牲總體利益，也要確保內群體比外群體佔優。

實驗啟示

人類很容易就把自己劃分為「我們」和「他們」，即使群體區別微不足道、純屬隨機。為了提升自尊，他們往往偏袒自己所在的內群體，即便內外群體的劃分僅僅基於一些微不足道且隨機的人為操作。

8.　仁慈的撒瑪利亞人：當情境因素戰勝個人特質

實驗設計

達利和巴特森（Daniel Batson，1973）設計了一項著名實驗，旨在考察情境因素對助人行為的影響。他們招募普林斯頓神學院的學生為被試，真實動機被掩蓋成演講任務。每位參與者需前往校園另一處發表一段簡短演講。研究操縱了兩個主要因素：一是時間壓力（被試被告知演講已經快遲到了、正好趕上、或者還有富餘時間），二是演講主題（隨機分配給一些人的主題是「慈善的撒瑪利亞人」聖經故事，另一些是職業相關話題）。

在被試走往演講地點的途中，實驗安排了一名倒在路邊呻吟求助的「傷病者」演員。問題在於：誰會停下腳步幫助這名明顯需要幫助的人？

實驗過程

每位被試在不同的時間壓力條件下，經過同樣的路線。路旁的「傷者」表現得明顯需要協助。觀察記錄被試是否停下提供幫助，以及幫助程度。

實驗結論

結果顯示，時間壓力對助人行為有顯著影響：認為自己「已經遲到」的被試中只有10%停下幫助，而認為時間充裕的被試則有63%提供了幫助。至於演講主題（是否剛思考過慈善撒瑪利亞人的故事）則幾乎沒有影響。許多匆忙的神學生甚至在「傷者」身邊跨過而過，趕著去演講關於慈善的主題。

實驗啟示

看似微不足道的情境變量往往比人格特質對行為影響更大，但我們卻常常錯以為人格因素才是關鍵。有時甚至像「時間壓力」這樣簡單的情境因素，就能決定一個人是否會施以援手這樣重大的行為。

9.　移除記號筆的魔力：獎勵的隱性成本

實驗設計

勒派（Mark Lepper）等人（1973）研究了外在獎勵對內在興趣的影響。實驗對象是幼兒園小朋友，活動是孩子們本來就很喜歡的畫畫。研究者將孩子隨機分成三組：期望獎勵組（事先告訴孩子如果畫畫會有一個漂亮獎狀作獎勵）、意外獎勵組（畫畫後出其不意地頒發獎狀，但事前沒預告）、無獎勵組（畫畫後沒有任何獎勵）。

一段時間後，研究者再觀察這些孩子在自由時間裡主動畫畫的興趣和時間。

實驗過程

在第一階段，每個孩子都有機會用彩筆畫畫，並按照所屬組別的條件得到相應對待。過幾天後，老師在自由遊戲時間提供彩筆，看孩子們自發畫畫的情況，並暗中計時他們持續畫畫的時間。

實驗結論

結果發現，那些事先被告知有獎勵的孩子，過後自發畫畫的興趣顯著降低——自由時間花在畫畫上的時間遠少於另外兩組。而沒有預期或沒有得到獎勵的孩子，依然保持較高的畫畫興趣。也就是說，預期的外部獎勵反而削弱了孩子對這一活動原有的內在興趣。

實驗啟示

因做了某事而受到獎勵，表面上看會讓人們更加願意去做，但當獎勵取消後，人們反而比獲得獎勵之前更少地去做這件事。也就是說，不恰當的外在獎勵可能侵蝕一個人原本對活動的內在熱情。

10.　竊賊情境：行為中的行動者—觀察者偏差

實驗設計

瓊斯（Edward Jones）和哈里斯（Victor Harris，1967）設計了一個實驗，驗證人們在解釋行為時的基本歸因錯誤（也稱行動者-觀察者偏差）。被試是美國大學生，任務是閱讀一篇大學生寫的短文並評價作者的真實態度。

實驗操縱了兩個因素：短文內容（贊成或反對古巴領導人卡斯楚）和作者寫作時的選擇自由度（被告知作者是自願選擇立場寫的，或是被指定立場寫的）。被試閱讀文章後，需要判斷作者本人的真實立場究竟是支持還是反對卡斯楚。

實驗過程

被試分組閱讀不同版本文章，有些讀到支持卡斯楚的文章，有些讀到反對的。同時，他們被告知作者要麼是自由選擇了立場，要麼是教師指定了立場。然後被試評估作者對卡斯楚的真正態度（打分表示作者實際多支持或反對卡斯楚）。

實驗結論

當被試以為作者有自由選擇立場時，評價結果自然反映文章走向：寫支持文章的被試被認為真心更支持卡斯楚，寫反對文章的被試被認為真心更反對。然而即便在「沒有選擇」條件下（被試知道作者只是服從指示寫文），他們仍然大大受文章內容影響，認為寫支持文章的作者本人體制立場較親卡斯楚，寫反對文章的作者則較反卡斯楚。也就是說，被試並未充分考慮情境對作者行為的約束，依然傾向從行為直接推論人格態度，犯下基本歸因錯誤。

實驗啟示

我們在解釋行為時常有偏差：傾向將自己積極的行為歸因於內在特質，消極行為歸因於情境；而當觀察他人時，卻往往相反——他人的行為不論好壞，我們都更容易歸結於他們內在的性格或態度，而低估情境因素的作用。

11.　我們是第一！沐浴在他人的榮譽中

實驗設計

考夫曼（Albert C. Cialdini，1976）等人研究了所謂「沾光效應」（Basking in Reflected Glory）。他們觀察大學學生是否會因自己學校的橄欖球校隊贏或輸，而改變對校隊的認同表達。在一個實地觀察中，他們記錄學生在校隊比賽勝利或失利後穿著帶有學校標誌服裝的比例。在實驗室，他們還通過虛擬情境測試學生使用「我們」或「他們」描述校隊表現的差異。

實驗過程

研究者在多個校園收集數據。橄欖球比賽後的星期一，統計校園裡穿校隊服飾的學生比例。另有實驗中，讓學生描述最近校隊的一場比賽結果，並看他們用第一人稱複數（我們）還是第三人稱複數（他們）來表述勝負。

實驗結論

結果顯示，在校隊勝利後，校園裡穿著校隊相關服裝的學生明顯增多；而在校隊失利後，穿戴校隊標誌的人顯著減少。此外，在描述比賽時，當校隊贏了，學生更常說「我們贏了！」，而當校隊輸了，學生更傾向說「他們輸了」。這表明學生會有意無意地與成功者聯繫、更強調自己與團體的聯結，而在團體失敗時則劃清界線。

實驗啟示

與我們有社會聯結的團體和機構，是我們自我身份的一部分，並影響著我們的自尊。我們會把他們的成功和榮耀視作自己的，樂於宣揚；而當他們失敗時，我們則傾向劃清界限，免得影響自己的形象。

12.　蒙面的暴徒：去個體化在反社會行為中的作用

實驗設計

津巴多（Philip Zimbardo，1970）探討了去個體化對攻擊性行為的影響。他讓一組女性大學生扮演「施加電擊者」的角色，觀察她們在匿名條件下的行為是否更具攻擊性。被試被分為兩種情況：去個體化組（穿實驗室外衣，戴大連帽，隱藏身份，不介紹姓名）和個體化組（穿便服，不遮面，相互介紹名字）。然後她們需要對另一名女學生（實為助手假扮）進行所謂「電擊學習」實驗，決定電擊時長。

實驗過程

每位被試坐在控制台前，當助手（受試者角色）答錯題目時，被試需按鍵電擊。儘管電擊不真實，但被試相信其有效。記錄她們選擇施加電擊的持續時間作為攻擊性指標。

實驗結論

結果發現，處於去個體化狀態的女性被試給出的電擊時間遠長於非匿名組。匿名使她們更不受約束，更傾向於對他人施加強烈的懲罰。去個體化被認為增加了生理喚醒、降低了自我意識和責任感，也讓人更容易按照情境中的暗示行事。

實驗啟示

當個體隱匿於群體之中時，往往會出現生理喚醒增加、匿名感增強、自我警覺降低以及對他人行為的自動模仿。這種去個體化狀態會導致人們表現出不受約束的行為（往往具有攻擊性或破壞性）。

13.　熟悉導致喜歡：曝光對喜歡的影響

實驗設計

扎榭翁茲（Robert Zajonc，1968）探討了單純曝光效應：僅僅因為熟悉，就會增加喜歡。他讓被試觀看一些毫無意義的外國詞語、符號或圖像，不同次數的重複出現。然後要求被試評價對每個刺激的喜好程度。

實驗過程

實驗操縱某些刺激出現的頻次（如0次、一次、數次、十多次）。被試在不知不覺中接觸這些刺激一定次數後，給出每個刺激的「好感度」評分。

實驗結論

結果非常清晰：曝光次數與喜好呈正相關。那些重複看過多次的詞語或圖像，無論被試對其實際含義一無所知，都被評為更喜歡。哪怕僅僅多看幾眼，也會讓人更偏愛一樣東西。

實驗啟示

我們對一個人（或任何其他刺激）的評價會受到許多因素影響，但其中一個基本規律就是單純曝光效應：我們往往會更喜歡那些我們經常見到的人或事物。

14.　內省鮮為人知的缺點

實驗設計

尼絲貝特（Richard Nisbett）和威爾遜（Timothy Wilson，1977）考察了人們對自身行為和感受的內省能力。他們安排購物者評價多款相似的產品（如絲襪），並在事後詢問他們選擇的理由。重點在於觀察消費者是否能覺察影響他們決策的真正因素。

在經典的絲襪實驗中，研究者讓參與者依次摸看一排擺放的四雙絲襪，然後選出最喜歡的一雙。所有絲襪實際上一模一樣。結束後訪問參與者為何選那一雙。

實驗過程

實驗隨機排列絲襪的順序。統計每個位置被選的頻率，以及參與者給出的選擇理由（如質地、顏色等）。

實驗結論

受試者普遍選擇最右邊位置的絲襪（位置效應），但沒有人提到位置。他們往往給出一些與產品本身性質相關的理由，例如「我覺得這雙質量更好」。當被告知所有絲襪實際相同時，參與者驚訝且拒絕相信。有些甚至堅稱「不可能一樣，我確實感覺到差別」。

研究表明，人們對於自身心理過程知之甚少。他們無法正確指出自己決策的真正原因，卻會編造出合理但錯誤的解釋。

實驗啟示

我們往往並不知道為什麼我們會感受或行動某種方式，卻總相信自己是知道的。我們內省所得的理由常常並非影響我們行為的真正原因。

15.　你曾經期望什麼：外貌刻板印象的行為確證

實驗設計

斯奈德（Mark Snyder）、坦尼克（Elizabeth Tanke）和伯沙爾德（Ellen Berscheid，1977）研究了自我實現的刻板印象。男性大學生被邀請與一名女性通過電話交談。實驗操縱男性被試對女性的外貌預期：在通話前給他們看一張據稱是對方的照片。照片要麼顯示一位非常有魅力的女性，要麼是一位平庸外貌的女性（實際上兩組男生通話的都是同一女性，被試本人不知情）。研究想看男性的預期是否會影響互動，進而讓女性表現出與刻板印象一致的行為。

實驗過程

男被試瀏覽照片，期待對方是美女或相貌平平，然後開始與女性通話。對話過程錄音。稍後，另組評判聽取只含有女性聲音的一方錄音（聽不到男方），評價女性在談話中的表現（如是否熱情、健談、友善等）。

實驗結論

結果發現，認為對方是美女的男性在談話中表現得更積極熱情、友善幽默，這也使得女性回應得更加開朗健談。評審只聽女性話音也評價她更富有魅力、外向、有親和力。相反，當男性以為對方平庸，自己表現冷淡平常，女性的回應也比較拘謹沉悶。最終評價者認為這些女性確實不那麼吸引人。

由此可見，男性對女性外貌的刻板印象預期，透過他們在互動中的行為，被動地塑造了女性的實際表現，最終「證實」了男性最初的錯誤預期。

實驗啟示

雖然我們對他人的預期源自我們認為是對方特質的東西（如外貌魅力），但對方的行為表現往往也是我們預期的結果。簡而言之，相信某個人具有某種特質（例如有魅力），真的可能促使對方表現出那種特質來。

16.　加爾文主義的難題：無意識地製造好兆頭

實驗設計

普里克爾（Ruud Custers）和埃亨（Henk Aarts，2005）探討了人們是否會無意識地創造一些象徵「好兆頭」的線索來自我安慰。他們讓被試玩一個簡單遊戲，背後其實設置了一個巧妙的潛意識提示。被試需要反覆按鍵停止一個轉輪（模擬賭博拉霸），目標是儘量讓轉輪停在綠色（勝利）而非紅色（失敗）。實驗操縱在遊戲開始前，是否潛意識地給被試「一切順利」的暗示。

實驗過程

在一種情況下，被試在開始遊戲前觀看一段視頻，中間閃現了幾幀四葉草、陽光等代表幸運或順利的圖像（時間極短不足以被意識察覺）。控制條件下則無此暗示。然後觀察被試是否會做出某些迷信行為，比如按某種特定節奏或模式來嘗試提高勝率。

實驗結論

接受了幸運暗示的被試，往往會下意識地構築一些「一切順利」的跡象，例如他們更常用某種固定節奏按鍵，彷彿這樣就能帶來好運。而沒有接受暗示的被試則較少出現這種行為差異。

實驗啟示

人們會無意識地通過創造一些象徵「一切安好」的標誌來自我欺慰，即使那些標誌實際並不能改變結果。更妙的是，他們事後還否認自己這麼做過，因為承認的話就等於承認那些兆頭其實是假的。

17.　所見皆所信：擁護者對媒體偏見的看法

實驗設計

瓦隆（Albert Hastorf）和坎特里爾（Hadley Cantril，1954）經典地展示了先入為主的忠誠如何導致人們對同一事件的感知迥異。他們讓普林斯頓大學和達特茅斯學院的學生分別觀看一場兩校之間的激烈橄欖球賽事的錄像（這場比賽以動作粗野著稱）。然後請學生判定比賽中哪一隊犯規更多、動作更髒。

實驗過程

兩校學生各自觀看同樣的比賽影片，並在問卷上記錄他們認為雙方球隊各犯規多少次，哪些犯規最惡劣。

實驗結論

兩校學生給出的評價截然不同。普林斯頓的學生堅稱達特茅斯隊犯規更多、更惡意，而達特茅斯的學生則認為兩隊都差不多或者普林斯頓更過分。事實上，他們幾乎像是在看兩場不同的比賽。顯然，人們往往以有偏見的方式感知同一事件——他們的先前忠誠（對自己學校的支持）深刻地影響了他們對客觀事實的看法。

實驗啟示

我們對群體的忠誠和既定成見，會使我們以有偏見的方式去感知事件和資訊。其後果之一就是：對立雙方的擁護者都傾向於認為媒體報導偏袒對方——因為每個人看到的「事實」，早已被自己的立場所塑造。

18.　愛你的鄰居還是愛你自己？移情是利他主義的一個源泉

實驗設計

巴特森（C. Daniel Batson，1981）等人提出，移情心可以產生真正出於利他動機的幫助行為。他們設計實驗讓被試目睹一名女子接受電擊，並給被試一個提前離開或代替她受罰的選擇，來判斷幫助動機是源於移情還是為減輕自身不適。

女大學生伊蓮被安排作為「受試者」接受電擊學習（實為演員），真正的被試在旁觀察。實驗操縱兩個因素：被試對伊蓮的移情程度（在觀察前通過描述提高或降低對她的共情）和逃離難易（被試是否可在看到她受幾次電擊後就離開實驗，而不需再目睹）。

實驗過程

伊蓮開始接受幾輪電擊並表現出明顯痛苦。此時實驗者提出允許真正的被試選擇：要麼由被試替換伊蓮繼續接受剩下電擊，要麼讓伊蓮繼續。對於有「容易逃脫」條件的被試，他們也可以選擇提前結束觀察離開現場。

實驗結論

結果發現，當被試對受難者（伊蓮）抱有高度移情時，無論離開是否容易，絕大多數都選擇替她承受餘下電擊（即使他們本可毫無負擔地逃離現場）。而當被試移情較低時，他們在能逃脫時多選擇離開；只有在無法逃避繼續目睹的情況下，才勉強提出代替受罰，似乎是為減輕自己繼續觀看他人痛苦所產生的不適。這表明高移情引發的幫助行為更多出於真正為他人著想的動機，而非僅僅為減輕自己的不快。

實驗啟示

當人們激發出移情時，他們提供幫助並不是為了避免因不幫而感到內疚，似乎也不是出於其他自私原因；相反，他們幫助他人的最終目標很可能就是為了讓對方受益（即真正的利他主義）。

19.　合二為一：擴展自己，容納他人

實驗設計

亞倫（Arthur Aron）等人（1991）提出，親密關係中的自我擴張會導致戀人將對方納入自我概念中，從而出現「合二為一」的心理現象。他們設計「包括他人於自我」量表，讓伴侶評估自己與戀人的重疊程度，並通過實驗任務測試伴侶在認知上對「我」「她/他」的區分是否減弱。

在一個實驗中，他們讓處於戀愛中的被試完成一項反應任務：呈現與自己、伴侶或陌生人相關的詞語，要求盡快判斷詞語屬於「我」還是「非我」。理論上，如果戀人已部分視對方為自我延伸，涉及伴侶的詞處理速度會接近於涉及自己的詞。

實驗過程

被試觀看一系列詞語，比如描述自己的特徵、伴侶的特徵、及非相關人物的特徵詞語，按鍵分類這些詞語是否描述自己。記錄反應時間和正確率。

實驗結論

結果顯示，戀愛中的被試在處理與伴侶相關的詞語時反應更快、更像處理與自己相關的詞語，而明顯不同於處理陌生人詞語時的反應。這支持了自我概念擴張的假說：親密關係中的人確實在心理上將對方「包括進了自己」之中。此外，量表數據也表明伴侶感覺自我與對方重疊越多，關係滿意度越高。

實驗啟示

愛一個人意味著在許多方面將TA納入自我之中。這種納入體現在我們的知覺和態度上——我們對所愛之人的感知和態度開始如同對待自己一樣，尤其是在資源分配、利益權衡時，我們會像對待自己般對待另一半。

20.　眼睛快於思維：相信先於質疑

實驗設計

吉爾伯特（Daniel Gilbert）等人（1990）檢驗了笛卡兒和斯賓諾莎對理解與相信過程的不同假設。笛卡兒假設理解和相信是兩步驟：先理解，再評估真偽決定信或不信；而斯賓諾莎假設理解本身就包含暫時接受為真，只有隨後校正才可能標記為假。實驗以認知負荷操縱，觀察被試在信息轟炸下容易信以為真的程度。

被試讀一系列關於某嫌疑犯的敘述，其中有的句子後標註了「真」或「假」。例如：「嫌疑犯曾在少年管教所待過（假）」。一部分被試在閱讀同時還被要求記住一串數字（增加認知負荷）。然後測量他們對嫌疑犯的印象和判斷。

實驗過程

在負荷或無負荷情況下，被試閱讀標有真/假的各種陳述。隨後請他們對嫌疑犯是否應該保釋、人格如何作出評估。設下陷阱看他們是否把「假」訊息也當成真的了。

實驗結論

結果發現，在高認知負荷下，被試更傾向於接受所有訊息字面含義，沒能正確標記「假」資訊，導致對嫌疑犯形成更負面的印象（因為那些負面但「假」的訊息也影響了他們）。而無負荷時，被試能較好地區分真偽。這支持了斯賓諾莎觀點：理解某陳述時，人會自動先相信它；只有在認知資源充足時，才能進一步否定不實資訊。

實驗啟示

從常識看，我們似乎在理解某條信息後才決定相信或不信它。但研究表明，事實恰恰相反：一開始，相信往往與理解同時發生；只有在具備足夠的認知資源和動機下，質疑才會隨之而來。

21.　虛構的記憶：現在重構過去

實驗設計

洛夫特斯（Elizabeth Loftus，1978）等人的研究揭示了記憶的可塑性和不可靠。他們著名的「誤導資訊」實驗中，受試者觀看一段汽車事故的幻燈片，之後回答一些問題。實驗操縱在提問階段給出錯誤線索，如詢問：「經過那個有停車標誌的路口時，車子有沒有轉彎？」其實幻燈片中的路口沒有停車標誌，而是讓車標誌。稍後再測試受試者對當初幻燈內容的記憶。

實驗過程

受試者看完整事故情節後，被分成組回答稍有不同的問題。有的被誤導（問題中摻入錯誤細節），有的提問中立真實。之後，所有受試者回答對幻燈細節的多項選擇題，例如路口處的是停車標誌還是讓行標誌。

實驗結論

被誤導組中，許多受試者報告看到了從未出現過的「停車標誌」。相比沒有誤導的受試者，他們的記憶錯誤率明顯更高。這說明事後得到的錯誤資訊會與原始記憶融合，導致人對過去產生虛構的記憶。

實驗啟示

我們關於「事情原本如何」的直覺印象，其實受到事後資訊的精細塑造。我們並非簡單回憶過去發生了什麼，而是會根據現在所知不知覺地重構過去。因此，記憶並不總是可信的，它常常混合了真實經歷和後來獲取的訊息。

22.　目的陷阱：情緒控制中的反向加工

實驗設計

魏格納（Daniel Wegner，1987）提出了「反諷過程理論」，認為有時越想控制情緒或思想，結果反而適得其反。為測試這種反向效應，他讓受試者在兩種狀態下嘗試使自己保持放鬆或愉快：一種是沒有額外干擾，另一種是在分心或認知負荷下（如同時記憶一串數字或處理其他任務）。然後評估他們的情緒狀態。

實驗過程

受試者被要求在一段時間內讓自己感到平靜或心情愉快。部分受試者同時被指派一個併行任務以分散注意力或給予壓力。期間監測他們的情緒指標（通過自評或生理反應）。

實驗結論

結果顯示，當受試者注意力不集中或內心掛念其它事時，試圖讓自己達到理想情緒狀態的努力往往適得其反。心煩意亂時越想讓自己平靜，反而越焦躁不安；勉強讓自己快樂，結果可能更沮喪。放鬆心態、不去強求時，情緒反而較容易朝理想狀態轉變。

實驗啟示

如果人們的注意力不集中或心事重重，那麼企圖主動讓自己進入某種理想精神狀態往往會適得其反。在這種情況下，最好是不要強求控制自己的感覺——刻意求「安」反而生「亂」，順其自然也許更能達到平和的境界。

23.　數字診斷：挖掘無意識的技術工具

實驗設計

格林沃爾德（Anthony Greenwald）等人（1998）開發了內隱聯想測試（IAT）來測量人們或許無法或不願明示的內隱偏好與聯想。IAT利用反應時間差異推斷人們頭腦中概念之間的聯結強度。舉例來說，要測量某人對黑人和白人的隱含態度，可以要求他在一個分類任務中將「黑人或好詞」和「白人或壞詞」歸為同一鍵，以及相反配對（「黑人或壞詞」和「白人或好詞」）。如果被試在「黑人+好/白人+壞」配對情境下反應更慢、更易錯，說明他的內隱態度可能更偏好白人（因為把黑人與好詞配對比較不習慣）。

實驗過程

被試需要快速對螢幕上出現的詞語或圖片按鍵分類。例如，看到代表「黑人」或「白人」的名字，或積極/消極詞，就對應按左右鍵。不同區塊中改變哪些類屬共享同一按鍵。記錄各種配對條件下的平均反應時間和錯誤率。

實驗結論

結果通常顯示出某些一貫的差異：例如多數白人被試在「黑人+好」組合時反應比「白人+好」慢，顯示出內隱的種族偏好傾向，即便他們自我報告沒有偏見。同樣IAT也應用於性別、年齡等偏見，常常揭示與自我意識不一致的無意識聯想。

實驗啟示

社會心理學家借助技術工具（如IAT），可以挖掘人們不願表露或沒有意識到的個人資訊——例如內隱偏見或聯想傾向。這些工具的應用有助於預測現實行為，因為內隱態度在某些情境下會影響人的反應。

24.　思維的框架：選擇冒險還是謹慎行事

實驗設計

卡尼曼（Daniel Kahneman）和特沃斯基（Amos Tversky，1981）研究了框架效應對決策的影響。他們著名的問題是「亞洲疾病問題」：假設某種疾病將致死600人，兩種措施的選擇。對一組被試，方案以獲得框架描述（如「採取方案A，200人將獲救」）；對另一組，方案以損失框架描述（如「採取方案A，將有400人死亡」）。實際上兩組的方案結果數學等價，但表述正負有別。研究看人們在不同框架下的選擇是否不同。

實驗過程

被試各自只看到一種表述，然後在兩方案中做出選擇。一組看到「獲救人數」表述，另一組看到「死亡人數」表述。統計選擇冒險方案（概率效果）和保守方案（確定效果）的人數比例。

實驗結論

結果：在獲益框架下，大多數人偏好確定獲救200人的方案A，不願冒風險；在損失框架下，多數人偏好賭一把的方案B（有1/3機會無人死亡、2/3機會600人死光），不願接受確定死亡400人的方案A。這表明即便兩方案實質相同，表述的框架不同也會導致決策方向相反：人們面對可能獲益時傾向風險規避，面對可能損失時傾向尋求風險。

實驗啟示

影響人們決策的往往不僅是客觀結果，還有選項的呈現方式。事實證明，為了誘使人們接受一項機會對等的賭局，強調潛在收益比強調潛在損失更有效。例如，即使某賭局的期望值為正，只有約三分之一的人願意參與一場「有50%機會贏200美元或50%機會輸100美元」的賭博；但如果把重點放在可能贏得的200美元上，而淡化損失，更多人會參與。人們對得失框架非常敏感——相同結果，表述不同，就可能改變他們是趨向穩健還是趨向冒險。

25.　被排斥的憤怒：排斥使人大發雷霆

實驗設計

特溫吉（Jean Twenge）等人（2001）研究了社會排斥對攻擊性的影響。他們讓大學生先參加一個團體互動，之後告知一些人他們未來「注定孤獨」（即沒人願意與之長久相處），另一些人則得到「人緣很好」的積極反饋，以操縱他們的被社會排斥感。然後在看似獨立的第二實驗中，讓被試對他人進行某種懲罰選擇（如決定噪音聲級或辣醬劑量），以測量攻擊行為。

實驗過程

第一階段通過虛構的人格測試結果告知被試未來的人際前景（排斥組被告知將來人際關係不幸孤單，接納組被告知前途社交美滿）。第二階段被試與另一「參與者」（實為助手）進行互動，例如在競賽中勝出後決定給對方多大噪音懲罰等。

實驗結論

感到被排斥的被試表現出更高的攻擊性。他們對冒犯自己的人施加更強的懲罰，甚至對無辜旁人也更具敵意。相比之下，未被排斥或得到積極社交預期的被試則溫和得多。社會排斥似乎引發了人們的強烈憤怒和攻擊傾向。

實驗啟示

社會排斥會提升個體的攻擊水準。被排斥者不僅會傷害冒犯他們的人，甚至可能傷及無辜。換言之，被他人拒絕和排除在外所帶來的痛苦，容易轉化為對他人（哪怕是無辜他人）的怒火和攻擊。

26.　親社會流言：分享壞的能促進好的

實驗設計

博德肯（Robb Willer，2014）等人研究了一種被稱為「親社會流言」的現象：傳播負面信息可能有積極動機（為了警示他人）。他們讓被試在線上博奕遊戲中，有機會向新加入的玩家發送關於其他玩家的信息。操縱某玩家的行為是否自私可恥，觀察參與者是否願意傳播對這個玩家的不利評價，以及此舉對群體是否有益。

實驗過程

被試參與多輪經典經濟博弈，如公共物品博弈。一輪結束後，引入新玩家並告訴原參與者可以選擇向新人發送一條消息，內容是關於某一老玩家在遊戲中的表現。記錄誰在何種條件下選擇發送負面流言。

實驗結論

結果發現，當某玩家表現出自私或不道德行為時，其他玩家往往願意把此人的惡行告知新人——即傳播「負面」流言。這種流言其實具有親社會功能：提醒新人避開老玩家的剝削，同時也對自私者形成懲戒和約束。參與者傳播負面消息後，自己的負面情緒（因目睹不良行為引起的憤怒等）也有所紓解。

實驗啟示

雖然流言常被詬病，但也具有宣洩情緒、促進社交的功能。尤其所謂親社會流言，透過讓他人免受傷害，減輕了旁觀者因目睹反社會行為產生的負面情緒。此外，它還有助於阻止自私的剝削行為蔓延。

27.　愛的關注：克服存在恐懼的良方

實驗設計

米克（Jamie Arndt）等人（2002）探討了愛與存在焦慮之間的關係。他們基於「恐怖管理理論」假設：想起死亡會引發存在焦慮，但親密關愛可以緩和這種恐懼。他們讓一些被試寫下自己最終將死亡的感受（激發死亡意識），另一些寫關於看牙醫的中性話題作對照。然後讓被試閱讀一篇關於愛情的散文或其他主題，最後測量他們對死亡相關想法的可及性或焦慮程度。

實驗過程

被試隨機分成組：生死沉思組寫關於自己死亡的感受，控制組寫日常不適話題。接著再隨機讓部分被試閱讀或回憶戀人/家人對自己的愛與支持，其餘則無此內容。最後進行一系列詞彙測驗或問卷，測量他們是否還受到死亡焦慮的影響（比如填補不完整單詞，如「COFF__」看是填成「COFFIN（棺材）」還是普通詞）。

實驗結論

結果顯示，經歷了死亡沉思的被試表現出明顯的存在焦慮痕跡（如更傾向於把詞填補成與死亡有關）。但如果在此之後讓他們體驗或想起被愛與關懷，這種死亡恐懼標誌就大大減弱甚至消失。相比之下，未經死亡提醒或未得到愛情緩衝的被試則沒有這種變化。

實驗啟示

死亡的必然性是生命中恐懼的重要來源。然而，一個人所感受到的親密愛與積極關注，可以有效緩解對死亡的恐懼。換言之，愛能部分克服我們內心深處對存在終極問題的焦慮。人格特質（如依戀風格、自尊、世界觀等）會影響死亡焦慮程度，但所愛之人的積極關注同樣是強有力的治癒。

28.　懲罰罪犯：自由意志的動機性信念

實驗設計

克拉斯（Kathleen Vohs）和舒勒（Jonathan Schooler，2008）等人探討了對自由意志信念的動機作用，尤其是其與道德行為的關係。他們讓被試閱讀一段宣揚自由意志不存在、行為由機器決定論支配的文章，或者中性文章。之後在看似無關的任務中，給予被試作弊的機會，觀察他們是否更傾向作弊。

另一相關研究看人們自由意志信念強弱與他們對犯罪懲罰嚴苛程度的支持。測量個體相信自由意志程度，然後給出犯罪案例，問應判多重刑。

實驗過程

被試隨機讀取削弱自由意志信念的文本或對照文本。隨後進行一道困難數學測驗，電腦程序出錯會顯示答案，被試可選擇是否利用此漏洞（從而作弊）。研究者暗中記錄作弊比例。

另一實驗收集參與者的自由意志信念問卷分數，再讓他們評估假想犯罪場景的量刑建議。

實驗結論

結果發現，讀了否定自由意志文章的被試更傾向於作弊，對照組則較少作弊。可見弱化自由意志信念會降低個體自我約束的道德行為。另一方面，自由意志信念越強的人，傾向於讓罪犯承擔更大責任，支持更嚴厲的懲罰；而不太相信自由意志的人則傾向較寬容量刑，因為他們更多歸因於環境或機械決定因素。

實驗啟示

無論自由意志是否真的存在，相信自由意志具有兩項重要的功能：其一是促使我們認為個體應對自身行為負起道德責任；其二是作為我們要求懲罰違法者的心理基礎（因為我們相信他們本可以選擇不犯罪）。換言之，自由意志信念在維繫道德和法律責任制度上起著重要的動機性作用。